研究庄子和张爱玲的止庵写出了一部关于复仇的小说

原标题:研究庄子和张爱玲的止庵写出了一部关于复仇的小说

研究庄子和张爱玲的止庵写出了一部关于复仇的小说

止庵。图/受访者提供

止庵:两个视角看世间

本刊记者/李静

止庵最近正在看《天空诊疗所》,尾野真千子主演的日剧他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只还差两部。看剧倒没有什么目的,初衷也很简单,只是偶然发现“这人演技太好了,演的剧也都可看”,于是就全部搜罗来。他甘愿做一个没有意义的无效的研究者,或者说没用的专家。

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喜欢花好大力气把一个事情搞清楚,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反正搞清楚了就可以放下了。80年代读张爱玲就是,那时内地只出版了一本张爱玲的《传奇》,止庵托人从香港买,把市面上能找到的张爱玲的书都买来,一本就要二三十块钱,基本是他工资的1/3甚至1/2。在这之前读庄子、老子,之后读周作人都是如此。

然而“有用”却偏偏从这些“无用”中生长了出来。止庵被人认识,是作为庄子、周作人、张爱玲的研究专家。庄子说“无为而为”,人们常常费尽心机求一个结果往往不得,而不求结果地专注做一件事,却可能有意外收获。这是止庵从他的研究中得到的人生哲学,这哲学在他自己身上验证,如今,他又把它写进了自己近期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之中。

研究庄子和张爱玲的止庵写出了一部关于复仇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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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作品《受命》。

滤镜下的80年代

《受命》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牙科医生冰锋突然得知父亲十几年前惨死的真相,这成为苦苦拖住他的重负,爱情无法将他带往新生,他为复仇而困在正在退场的旧时代中,“日暮途穷”。

这是一个止庵在1988年就构思好的故事,在日记本里写故事梗概、人物小传,积攒了几万字笔记。但笔记一搁就是30年,在他60岁后,才又把这个小说捡回来。止庵很庆幸自己没有在那个年代就把小说完成,因为书中呈现出的1984~1986年的北京城,在当时的自己看来只是平凡日常,但站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去看,那已经成为一段逝去的只能被追忆的时光。

1977年,止庵按父亲的意愿报考了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1982年毕业后做了两年口腔科医生,随后又去报社工作了5年。生活在还没被加上滤镜的80年代,他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穷,一个月最多招待朋友在家吃一顿饭,连去次饭馆的钱都没有。学医、从医清苦,却使止庵养成凡事悉究本末的习惯。

重新书写80年代,止庵觉得自己的记忆已经靠不住,他去图书馆搬出1984年到1986年的《北京晚报》、北京市街巷交通图、北京市各区地名册……像给病人治病似的一个一个细节精确核实。现在网上还挂着他的求助帖:1984~1986年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

他要求自己写下的细节要像纪录片一样真实可靠。那时放映的电影,举办的展览,后来被拆掉了的胡同,都真实地从历史描摹进小说。依循人物的脚步,乘坐107路、44路公交车,止庵带着读者穿行在80年代的北京城——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花墙还在,同仁医院还保留着两个尖顶,音乐厅仅仅是个正在挖地基的大坑。

在厚厚一摞旧报纸的影印件中,早已沉入他记忆深处的80年代又活了过来。社会正在分层,人们带着旧时代的伤痕和记忆寻找走进未来的入口,每个人选了不同的路,从此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只有在那个充满了选择和可能性的时代,冰锋这样的人才能够存在。止庵觉得,如果自己在1988年把小说写完,那它只能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不会有今天的质感。而如今再回看80年代,对止庵意义也不同了,“那一代人每个人都背着一段历史,现在的人是没有历史的,选择和生活很趋同。” 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样东西只有当你丧失了,才能看清它到底有没有价值。”

在止庵看来,80年代是某种分水岭,“大时代中的变迁很有意思”,似乎还从未有人好好写过那个时代的情绪和记忆。

伍子胥的故事

《受命》的故事虽然属于80年代,最初雏形却孕育于40多年前。那时止庵还是一个名叫王进文的少年,父亲是诗人沙鸥。受家庭环境影响,止庵从小酷爱读书,但1959年出生的他,在无好书可读的年代,只能找到什么读什么,这也有个好处,让他分辨出了作家中谁高谁低。直到70年代末,经典外国文学、古典文学重新出版,他才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书,经历了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时光,时间焦虑到一分钟都不想浪费,在人挤人的公交车上,也要把书举到头顶,仰着头看完了100多万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他读《史记》,读《吴越春秋》,被伍子胥的故事吸引。伍子胥在父兄被杀后一路逃亡、乞讨,于吴国躬耕田野伺机报仇时,却听闻仇人楚平王病死——寿终正寝,伍子胥痛哭。伍子胥前半生历尽艰辛却壮志未酬,这种深邃的悲剧感触动了止庵,他想为伍子胥写个故事或者剧本,这是他最初的文学梦想。但20岁的他,既不知道古人的生活,也不了解古人的语言,感觉这不是自己“能弄得了的事”。1980年,萧军出版了《吴越春秋史话》,冯至早先也写过小说《伍子胥》,止庵都专门找了来,这些作品和触动他的那个悲剧都不是一回事。他松了口气,自己的思路没被人抢先,却又感到失望,伍子胥悲凉的哭声始终无人听见。自此,伍子胥像个秘密似的,就这么一直被他揣着,这个“秘密”埋下了《受命》的种子,这段经历也揉进了《受命》的主人公冰锋的命运里。

1984年离开医院到报社工作后,止庵有了大量时间专心读书,他也把全部热情放在写小说上,他起了个笔名,成了写小说的方晴。几年时间,一共写了十几部短篇和一个中篇,还有一些诗歌,都发表了,但没有水花。工作也不顺利,无论在医院还是报社,都收入微薄。为了多赚点钱也为了实现文学梦,他尝试写电视剧剧本,和单位请假跟着剧组去铁岭待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戏出了问题没拍成,止庵一分钱没赚到,只能回来。人生最困顿的时候他也想过出国留学,闷头学了一年英语,到头来承诺借钱给他付学费的亲戚却反悔了。他认为自己的80年代一事无成,除了看过许多书,好像真是命运在嘲弄自己,“不管多么努力,全白费”,难以抑制地受困于苦闷。正当他慢慢滑向愤世嫉俗时,那些书给了他救赎。

1984年,《收获》重刊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985年,上海书店将张爱玲旧版《传奇》影印出版,止庵一接触到张爱玲就一发不可收。尽管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尽是些在红尘中挣扎的男男女女,止庵却在其中又隐约看到了伍子胥。《花凋》的主人公郑川嫦,在第一次相亲遇到心上人的当天就生病了,再没好起来,直至病死。这一出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让止庵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要这样写?”前一句写川嫦试了新皮鞋,想着“总可以穿两三年”,后面一句就写“她死在三星期后”。任人如何努力挣扎,仍然与所追求的错过,这是换了一个名字的伍子胥,也好像他自己,人世间的悲凉底色似乎无解?

1986年,止庵请假在家专心读《庄子》4个月,他在《庄子》里找到答案。“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书中多处讲到人世间价值观的相对性,人们所持有的是非与区别并非物之本然,而是主观对外物的偏见,只要无法摆脱这种执着的偏见,人就无法克服自身目标的有限性,也就无法摆脱伍子胥的悲剧。而在这错综复杂的众多相对性之上,有一绝对性,万物一体,并无好坏之分。只要换一副眼光,“去除成心,无所依持”,做到无所期待,人就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这一点给了止庵很大启示,接受人的有限性似乎就是解开人世间难题的钥匙。他突然想开了,心态变得平和,不再与生活对峙。本来打算为伍子胥写个现代的故事,已经写了几万字大纲的长篇小说,就此放下,不写了。1989年,止庵从报社辞职,利用准备留学那一年打下的外语底子应聘进了外企,做销售,空闲时还是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再不跟写小说这事较劲了。

很多年以后,他给自己取笔名止庵,“止”源自《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意在时时劝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他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地——荒凉处的一间小草棚子。

“吾丧我”

进入外企做医疗器械推销员,尽管止庵觉得是因为自己没出息,在文学上一无所获不得已才为之,但却为他带来了十几倍于报社和医院的收入,使得窘迫的生活一下子改善。

他继续读《庄子》,各种注本都看,前后十几年时间里读了一百多种。在止庵看来,阅读《庄子》等同于精神上的洗礼,因为“庄子哲学不是行为哲学,而是关于一个人的精神的哲学,当一个人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人怎样保持自我”。他不止一次地说,平生最佩服、最感谢的人就是庄子,自己的一部分人生观的建立也得益于《庄子》。1986年他在家精读四个月《庄子》时写下5万字笔记,1996年,他开始写新的读书笔记,又用一年时间将十几年的笔记整理成册。1999年,他研究《庄子》的专著《樗下读庄》出版,书中仅引用的书目就有七八十种。

这时,止庵虽不再写小说,但小说一直在他的阅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自从具备了《庄子》中超然物外的眼光,他愈发喜爱同样具备这副眼光的作品和作家。例如鲁迅,例如张爱玲、卡夫卡……

鲁迅《明天》中单四嫂子相依为命的儿子病死,就连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十三个银元和一百八十个铜钱也要被庸医和药材铺子串通一气敲诈了去。张爱玲的《金锁记》写姜长安希望能够好好找一个人,得到一点幸福,她遇到一个见过世面希望和她一起过安定生活的童世舫,却被母亲破坏,一生也没有再找到人。在这些作家笔下,对于无辜者有个特别的态度,就是不留余地,苍凉渗透纸背,止庵醉心于这样的作品,因为作者不为人物的无辜和悲剧施以援手,这是超越人间的物外视角。

止庵认为,情感深到一定地步就是黑暗,像深渊,而光亮的东西是浅薄。好的作家不应该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作家,而是要具有两种视角:一是以人间的视角,与人物切近写出他们当下的真实感受和希望;另一方面又拉开距离,以超越人间的视角冷眼旁观,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待万事万物一视同仁,没有任何感情与偏爱。

1999年,止庵40岁,十年的外企销售生涯为他从容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止庵辞了工作,成为专职的读书人、编书人和作家。《老子演义》《张爱玲画话》《周作人传》《神拳考》……他把十几年间自己读书的心得,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以每年一两部的速度写进一本又一本书,慢慢积累起声名,他成了张爱玲、周作人、鲁迅研究专家,稿约不断。待他出了名,当年方晴那些不见水花的旧作重新被人关注,2019年集结成短篇小说集《喜剧作家》出版。

读过又出版了这么多书,快到60岁那年,止庵重又记起了笔记本里的那个长篇故事的梗概。他觉得,“现在这个小说可以开始写了”。他用一本书把伍子胥和生活在80年代的冰锋连接在了一起,冰锋父亲的遭遇,来自止庵父母三位友人的亲身经历,那辈人在历史中的伤痕串起了完整的故事链。在自己构建出来的世界中,止庵也用两副视角冷静注视着他笔下的众生。冰锋的父亲被老战友揭发而打成“右派”,又因档案丢失成了“黑人”,最后在绝望中自杀而亡。冰锋以伍子胥为榜样替父复仇,不惜牺牲爱情事业甚至身家性命,最终却是“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止庵认为这样的故事值得一写,在他已不需要再通过写小说来搏功名的年纪。不是为了刻意唤醒什么记忆,他觉得伤痕年代的作品很多了,不需要他去唤醒谁,他认为书中最沉的内核,是人的困境。这样的故事不仅属于两千多年前的伍子胥、80年代的冰锋,更属于今天。因为人的困境,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作为作者,止庵并没有对《受命》中不同人物的选择做出道德判断,他甚至也并不完全认同主人公冰锋的抉择,在他看来,从更高的、超越人间的视角去看,没有谁一定对或者一定错。

对于止庵自己来说,他的人生同样也在这超越人间的眼光注视之下。一方面,他认认真真地生活、写作,追求写出的作品尽可能完美;另一方面,他从不过分强调这样做有多么大的意义和价值。看剧、读书、旅行、写作……只要每天都有点事情做,他就觉得很知足。毕竟,如果人能以更高的视角来看待人间的悲喜剧,就达到了《庄子》说的“吾丧我”——“无功”、“无名”、“无己”,就可以逍遥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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